“文革”运动的狂热改变了整整几代人的政治观念和传统道德观念，乃至他们的生存价值。从后来他们的命运来看，这种观念的改变影响了他们的后半生。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上来回眸三十三年前那长“史无前例”的运动时，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文革”的反文化和反文明的怪圈。
由于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大多数红卫兵在运动初期对文化的审视变的简单而粗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句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从揪“妖头怪发”、“奇装异服”、烧图书、砸招牌、改街名、毁教堂发展到后来北师大的学生在谭厚兰的带领下到山东曲阜砸孔庙、掘古墓、毁文物，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刻被打得粉碎。
现在看来，红卫兵在“文革”中许多行为与义和团的落后特征有很多雷同之处：由于蒙眛无知而产生的自大狂、反理智、反文化、蔑视文明与人性。
由于“文革”带给多数红卫兵意识形态的限度，导致红卫兵错误的将“人性论”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毒素”并予批判，人性不复存在，剩下的则是“成分”和“阶级”。于是许多红卫兵在“以革命的名义下”的理想主义光环中，人性急速分化，而使得恶的一面因素膨胀。在这种错误的主观意识下，所有人被划为两大类：即“革命”和“反革命”；所有生命被归为两种状态，即施虐者和受虐者。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导致了揪斗“黑帮”、殴打“黑五类”及武斗的出现。
1966年8月22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劝红卫兵不要打人，红卫兵立即表示反对，说打不打人的问题要作阶级分析，笼统的讲不要打人是不对的。一个女红卫兵把一支点燃的鞭炮塞到一个双手被绑、双眼被蒙的“走资派”的耳中，鞭炮炸响，“走资派”摔倒在地，痛的哇哇乱叫。当有人问那个女红卫兵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一点，那个女红卫兵说，“走资派”是阶级敌人，这么对待他还算轻的。“文革”中反人性和非理性达到极致在这件事上便可略见一斑。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引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许多“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自觉或不自觉的响应这一号召，离开生养自己的城市到偏远的地域“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在一片“上山下乡”的呼喊中渐渐消逝了。
1971年“林彪事件”后，大多数仍在“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进行反思，许多前红卫兵开始从盲信走向反思，从狂热变回理性。他们开始看了很多在“文革”初期曾被视为“封、资、修”“反动黄色”的书籍，如吉拉斯的《新阶级》，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些苏联当代小说，他们惊奇的发现，原来马克思是肯定人性的。归复人性和肯定文化是红卫兵从迷失到觉醒的一个关键性标志。
三十三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审视“文革”运动中红卫兵的狂热时，才发现红卫兵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已经渗透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
当处在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我们每一个人尤其要以冷静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每个人都要面对真实的历史，进行狂热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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