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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年3月, 在农村插队的我和弟弟终于被批准回家探亲。经过几天的颠簸,我们回到了阔别两年多的昆明。
那时,妈妈的“特嫌”问题已经平反,从干校出来后,被重新分配到离昆明几十公里的一个工地。爸爸尚在边疆修公路,请不准假。我们家原来的住房已经被军代表“占领”了,只好向同事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作为母子三人的团聚之所。
妈妈平反后,补发了几百元的工资。既然没有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添置的。先买了一台“红旗”牌三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给妈妈下工地使用。然后,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想到:买一台照相机!
我们经过比较(那时挑选的余地也很小),买了一台“海鸥”牌4B双镜头的120相机。这种相机虽然笨重一点,但使用简便,成像效果好。在探亲的一个多月里,我和弟弟跑遍了市里的大小公园练习照相,光动物园就去了八次。
回农村后,这台相机成了宝贝。我们用它照下了我们知青劳动的场面:挖地、犁田、放牛、种菜;照下了我们知青生活的情景:喂鸡、唱歌、做饭、杀蛇;照下了边疆美丽的风光:险峻的虎跳石、落水洞、宽阔的大盈江;也照下了知青的家—破烂的茅草房。
那时侯,在插队知青中,照相机真是非常少见的。自然有同学来借相机,相机便随着知青朋友,走遍了大小村寨,留下了许多难忘的镜头。
至于冲胶卷和洗相片,穷知青当然是自己动手啦。我那时被抽调到公社上管理广播站,公社里有电有水,这可是两大必备条件。晚上一般没有什么事,我就开始冲洗工作了。药粉和相纸是从昆明带下来的,配药水时没有量筒,就用一墨水瓶60毫升来估计。设备嘛,我用的是妈妈同事教我的最土的方法。找一支手电筒蒙上绿布,便成了冲胶卷的安全灯,先把胶卷拆开放入显影液,双手不停地将它卷来卷去,估计差不多时就用电筒照一下,行了就洗干净再放入定影液,然后再清洗,最后用夹子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晾干。洗相片就更土了,用一张红纸把灯泡包起来,在右边留一个小洞。把底片和相纸用两片小玻璃片夹起来,拿到小洞漏出的光下晃十几秒钟,再拿到左边的药水内显影、定影,冲洗干净后,又贴到一块大点的玻璃板上。第二天早上开广播的时候,把玻璃板放到那台150瓦的电子管扩音机上方加热,相片干后,就一张张“啪啪”地掉下来了,再剪一下边,照片就完成了。当然也少不了帮知青朋友们洗照片,我那小小的广播室夜里就常常成为免费冲洗店。
回城后,相机记录下了我们当工人的历史。我开吊车,弟弟开铣床……。我们出差时自然要带上它。同事、亲友中有人外出时,也来借用这台相机。它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北京、上海、哈尔滨都去过,还到过西藏呢!
谈恋爱时,相机又成了赢取女友芳心的有力工具,那时,女友和她的伙伴出门游玩,几乎都是我充当摄影师。我第一次拜见未来的岳父母大人,就是背着这台相机为他们照全家福。
女儿出世后,相机又为她留下了最初的“倩影”,笑、哭、爬、坐,捧奶瓶、堆雪人,蹒跚学步、翩翩起舞……。每年都要照上几十张照片。
一直到八十年代中,135彩色照相流行,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好些了,才又买了一台“海鸥”DF-1型照相机,取代了这台老的120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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