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我曾经年轻──插队生活琐记--苏州老年网

◇ 那时我曾经年轻──插队生活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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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１９９９年３期《黄河》杂志)

对于大多数老三届的人来说，上山下乡是和自己的青春岁月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当代历史来说，上山下乡是一场有着无数悲欢离合故事、也有着深刻因果关系的社会运动。在这一段历史中，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被这大潮裹挟着，历经了自己生命途程中大起大落、极不平凡的年代。

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了三十年，但是作为亲历者，作为全国两三千万经历大体相似的“知青”的一员，我仍然会常常想起那些日子。我把它写出来，是因为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大潮涌动***

１９６８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各省各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对于红卫兵来说，到地富反坏右家抄家和押走资派游街的浪潮早已过去，坐火车不买票而玩遍全国的大串连也成为往日的梦。当时，我是北京师范学院附中高中６８届的学生，是四三派的红卫兵，在我的记忆里，这年，我们的“革命”虽然还在搞，大字报也还在写，但是激情已经找不到充分宣泄的好去处。

就在我们基本上无所事事的时候，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序幕现在看来，这是合乎文化大革命发展逻辑的的一个必然产物，因为几年的大破坏下来，生产已经基本陷于瘫痪，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地摆了出来，成千上万的学生又必须安置。在此情况下，中央一声号令，全国几千万学生到农村去的命运由此决定了。

不过，在上山下乡的旗帜上，写的是“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这是一面很有感召力的旗帜。并且，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不说，这是对现状永远不满的理想主义者毛泽东的美好动机之一。

我记不清最初是怎样开始的，在印象里，只记得在我们学校第一批下乡大约是在秋天，去向是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先走的是高三，即６６届学生。

虽然基本上是依６６、６７、６８届的先后顺序走的，但是也还比较有选择的自由，若低届学生坚决要求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来说，远离北京的地方是充满浪漫色彩的，内蒙古，那是辽阔无际的绿色大草原。想一想吧，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多么诱人！

人心浮动了。

乍想起来很浪漫，但真要下决心时还是举棋不定。虽只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也知道离开北京不是小事。去？还是不去？大家议论纷纷，每个人都思前想后，什么想法说法都有。

有人说，那里绿草红花，牛羊遍地，放牧者悠然自得，挺好，去吧。

有人说，那里荒无人烟，方圆几十里只几个蒙古包，连个女朋友都不可能找到，要去，必须在走前“找一个”，两个人一起去。

也有人说，不去，要等下一批的消息，找一个最好的地方。

墙上的大字报有了新的内容，那是表示下乡决心的。记得高二年级的一个女学生写了一份大字报表示志向，她说，下乡的意义重大，类似当年上井岗山，是反修防修的必由之路。最后她还引用了一句诗：“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东流”。我很喜欢这句诗，看一眼就记住了，并且再也没有忘记。我相信，这句诗不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也留在我们许多同学的记忆里。

结果，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王金钟报名去了内蒙古。他是个工人子弟，也是我们班第一个报名下乡的。

第一批下乡的，多是平民子弟。在我们学校，干部子弟、特别是部队子弟在学生总人数中占比重较大，每个班上都有几个将军的孩子──少将的孩子，中将的孩子，有的班里还有上将的孩子。他们大多直率豪爽，但多少不等地都有优越感，个别人甚至显著地飞扬跋扈。当然，如果老子在运动中被“打倒”了，那种优越的劲头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黯淡下去。在我的记忆里，去内蒙插队的干部子弟不算多，因为干部子弟有较好的家庭环境，物质生活上暂时还过得去，因此，除了政治上大有抱负者外，大多在犹豫观望。

干部子弟基本有两个去向：一是当兵，二是下乡。当兵是当年最令人羡慕的去向，部队子弟，如果父母没有被打倒，有很多都当兵走了（有的是后来在插队地当兵走的，兵的“名额”，有时是特别为他分配到当地，招兵者点名要他的）。但是，最终还是有更多的干部子弟下乡去了，因为不是所有干部子弟都有机会当兵的，随父母去干校是后来的事。

我出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大学教书，祖父生前虽然有个满高的挂名行政职务，但说到底他是个文人，我想把自己算成是干部子弟，可是人家说不算，只能算个“职员”出身，况且当时祖父被说成是“大叛徒”、“反动学术权威”，虽已去世数年可是还被砸碑焚骨。所以，对当兵，我连想也没有想过。

赴内蒙插队的人被敲锣打鼓地送走了。不多日后，在内蒙牧区安顿下来的同学来信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看信的情景。信来了，从信封地址上，知道是刚到那里插队的同学寄给某一个同学的，但是，所有的人都一拥而上，把收信者围了起来。对这样的信，大家头脑里没有什么“隐私权”的概念，所有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收信人拆信，期待着知道大草原上的一切。信封拆开了。折叠着的信打开了。我们凑上去，还没有看清内容，我就闻到一股淡淡的羊膻气味，“哦！羊膻味儿！”大家使劲地用鼻子嗅着，惊讶地叫嚷着。信中提到了住蒙古包，烧牛粪，骑马，牧羊等等。年代久远，信的准确行文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对那羊膻的气味我还记忆犹新。对我们来说，那是一股多么新奇的大草原的气息啊！

不久后，第二批也走了。这次是北大荒，是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我校去的是８５３农场，它的地点，在三江平原东部，离日后出了名的珍宝岛不远。去兵团和去农村还有所不同，去兵团有工资，每月三十多元，还发衣服──绿色的军装，军大衣，当然，没有红领章。这似乎已经是挺不错的了，甚至有点“准军人”的意味。并且，那里是反修前线，也许会发枪，说不定有仗可打（几个月后果然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一个高三学生在支援前线中负了伤）。在我们那个年龄，战场似乎是个可以拂去平庸、充满浪漫精神和英雄情怀的所在。这很吸引人，６６、６７届的不少人都是随这一批走的。没有多久，北大荒就聚集了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杭州等城市的大批知识青年，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差不多在那里生活、劳动了整整十年，直到大返城的１９７８年才大批地回来。

***我是自愿下乡的***

到了１９６８年将近年底的时候，第三批的下乡任务下来了。这次是山西南部的夏县。这是给６８届的。

到了这时，上山下乡已成为一股越来越汹涌的时代大潮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走不走的问题，而只是去哪里的问题。

我打算走了。

其实，早在文革前一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曾想去“下乡”，不过，那时是想去大西北。那之前我看了几本小说，如《军队的女儿》以及由它改编的电影《生命的火花》，那小说和电影里主人翁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打动着我。还看过一个关于新疆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但其中的非常优美的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使我和我的许多同学对那里心驰神往。十五岁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那年有宁夏军垦的名额，是“农××师”，我几乎报名去西北，只因家里的反对和劝导才作罢。

时隔三年，我和朋友们又在探讨去不去山西的问题，结论是：山西算是不错的。因为有“消息”说，下一批是陕北，在那里连水都喝不上，要到数里、十数里之外去打水。我当时曾迷恋过一部小说《边疆晓歌》，它写的是西双版纳的农场里发生的故事，神秘的亚热带密林引诱着我，我很想去西南边疆，只是当时还没有赴云南的任务，我若知道几个月后就有一批赴云南的任务，说什么也会留下来等待。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消息，山西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了,我决定到山西去。走前所要做的，是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一同去。自由组合，这是我们当时所拥有的一点点权利。

现在时常听说，某人当年死活不愿下乡，最后想办法留了下来，两三年后在街道的小工厂里找个工作。对这类情形，当时我比较隔膜，也不太理解，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工厂，也没有一点设法留下来的念头，我周围不少人都是如此。那时我很浪漫也很不现实，总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现在想来，那些留下不走的人一定有各自的难处，也许是极为艰难的家境使他变得十分现实，也许是难以割舍的浓浓亲情使他寸步难行，也许是政治风暴的重重打击使他惊恐无力“大志”消弥，只要能全家守在一起，有一个小小的屋檐就行。

而我报名去山西，并且被批准了。

***离别的日子***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这是我一直牢记并且再也不会遗忘的日子。这天，距我十九岁生日还差几日。

北京车站。上午，大约九点多钟。

这是一个晴天。冬天的太阳柔弱无力，向四周轻洒着淡淡的阳光。车站的建筑上，站前广场上，乘车者和送行者的身上，都涂上一抹淡黄的光亮。此时，北京车站内外人山人海，大多数人是将要登上列车的学生和为他们送行的同学亲友。

在车站内，开往山西夏县的插队学生专列停在第一股道。站台上，车门口，走者送者在话别，或无言伤感，或悲戚落泪，或表面平静，或踌躇满志。走的人和送行的人很多，三个五个一堆，十个八个一群，成百上千地站满了站台。

我也是这一批走的。在登车之际，有些淡淡的伤感，但也不算什么，因为我满脑子一百多年前俄国十二月党人离开彼得堡到西伯利亚的故事，满脑子毛主席那一代知识分子上井岗山的故事，我对下乡还抱有一种幻想，赋予它以想象出来的意义。我是带着整整一小木箱书籍走的，我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去当普通农民，而觉得自己是“干革命”去的。

事实上，我走前不是没有得到劝说。记得在陕西国防厂工作的堂哥来北京出差，我谈起要赴山西的决定，他劝我说不要走，劝我等等看。可是我未改初衷。其实何止我，和我一同插队的安育中也是如此，他对我说过，报名前，他的父亲带他爬上西山，指着两边的景色让他看：东边，是美丽富饶的华北平原和北京城，西边，视线越过附近的山头，可以看到苍凉而光秃秃的远山。安的父亲对他说，山西就是那个样子，劝他不要去，可是，他也是没有改变决定。

我还记得，送行的人中有一个外国女孩儿名叫卡玛，短短的头发，很健壮的样子。她是美国人，１０１中学的学生，是给任小安送行的。这在当时非常特殊而显眼。后来我知道了，她的父亲是著名的美国友人、美中友好协会主席韩丁。列车未开动之前，卡玛和几个学生在车下齐声高喊：“小安！小安！”喊得兴致勃勃。

时辰到了。随着长长的汽笛声，列车起动了。

骤然，像卷起一阵狂风，车站站台上和列车上响起一片哭声。许多人挥着手帕泪如雨飞，许多人哭喊中追赶着列车奔跑。母女，父子，兄弟，姊妹，同学，恋人，师生，多少离愁，多少悲伤，都溶入这彼此传染、不再节制的群体哭声里。这是一种与天籁之声混响在一起的哭声，它淹没了一切，回响在北京车站，漫灌过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如此浩大的哭泣的场面我从未见到过，以后也再没有见到过。这场面像是奇迹，在正常年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列宁说过，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那么社会大动荡呢？它肯定不是节日，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悲伤与眼泪。

列车汽笛长鸣。车头喷腾着白烟，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越来越短促有力。这列车，满载上千怀着离愁和梦想的北京知识青年，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驰出了北京站。

北京留在了身后。这一去，就是许多年。

***初到史庄村***

列车咣当咣当地摇晃着，大半天就过了华北平原。在车上，给每个人都发了面包、香肠，后来干脆随便领，似乎前边有一个很长的途程。记得一路上有个胖胖的女学生（我不说她的名字，怕她看到此文不好意思）不停地吃，吃得很香，一副乐而忘忧的样子。车进入山西，就再也看不到平原，不多久后天就黑了。

次日一早醒来，就被告知目的地就要到了。外边，景物已经与华北平原大不相同，黄土高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没有了树叶的白杨树不时从车窗外掠过，远处的黄土坡光秃秃的，土坡上有一孔孔窑洞，间或能见到有些人在地里干活。列车停下来。经过一天一夜的行车，目的地终于到了。这是晋南同蒲线上的一个小站，站名叫“水头”，在夏县县境。全车的学生都争先恐后地下车了，大家拖着大包小包和木箱，等待着分配具体去向。我还看见有人抱着小提琴的琴盒，显然，他们是准备在乡下与之相伴的。在我们这群人附近，有赶着大车的农民在等待接人。

有人在点名。叫上谁，谁就走到点名者那儿。渐渐地，人群分成了一堆一堆。

我们这一群人终于坐上了两辆马车。我们被告知：“去史庄”。大箱小包，连同十八个人，把两辆大车装得满满的，人坐在箱子上，显得老高。我们没有坐过马车，所以都很兴奋。前边是一条土岭，马车沿着一条土路往东走，很快就来到土岭前。沿着一条两边黄土直立、抬头只见“一线天”的狭窄的沟豁，我们的车似乎钻进了土岭的内部。

渐渐地，沟壑变浅了，大车愈走愈高，终于从沟壑中走了出来。后来我知道了，黄土岭有一个满好听的名字，叫峨嵋岭。车不过走了几里，就把土岭留在了身后。随后，它向北拐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大村庄。这是我们的“家”的所在──禹王公社史庄大队。

车进村了。举目望去，这村子像一个年代久远的古堡群，房屋高大，但色调是一派陈旧的土黄，因为它们是以黄土筑成的。村子的风格，有点像许多年后在电影《红高粱》里见到的那样，苍老，古朴，静滞而少有活气。

在那年代，应该是有喧天的锣鼓来迎接我们的。可是，我如今已经记不清是否有那样的欢迎了。倒是记得我们到来后大约第三天到公社去的时候，得知毛主席发布了关于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在公社革委会门外听到好一阵锣鼓的喧闹。毛主席的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短短的指示字字千钧，它正式启动了全国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之潮的大闸门。当时，从广播里听到这一指示，我们感到万分庆幸，大家都说：“我们的路算是走对了！”后来从北京的来信中得知，这一指示发布的那两天，北京沸腾了。

***我们的村，我们的家***

峨嵋岭只是一个缦缓的小丘陵，史庄处在峨嵋岭的东坡，村里的房子顺着坡逶迤而上。

站在岭上向东看，脚下是一片沃土平原，再向东大约三十里，是高高崛起的中条山。我们刚到史庄不多日就下了一场雪，中条山覆盖上皑皑白雪，灰白色的云压在山头上，山连云，云连山，迷迷茫茫，混沌一片，让人分不清哪是云哪是山，仿佛只要沿着这条云山之路，就可以一直走到天上去。当天刚放晴，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的时候，中条山便披上一层薄薄的光雾，阳光里看这大山的融融雪景，又是另一种惊人的美。

如果站在岭上举目西望，可以看到远处的稷王山，它的缓缓倾斜的山坡由远而近绵亘数十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散布在山坡上的大大小小的村庄。因为站得高看得远，那景物看上去活似一个沙盘模型。近处，在我们所在的峨嵋岭和稷王山之间，是一个不大的平原。同蒲铁路弯成弧状从这小平原穿过，一行行整齐的小白杨树把这块平原划成许多方格，使它看起来像一个棋盘。

在西南方向距我们村一二里远的小年村，有一处古迹──司马光墓。那时的司马光墓只是一座塔式建筑，里面是一个十分高大的碑。前两年我从电视新闻中又看到了这个墓，遗憾的是，它的四周，竟出现了院墙，大堂，厢房，成了一个颇有规模的“古”建筑群，这样一来，除了原来的塔和碑，它还算是真古迹吗？

史庄是一个大村子，一千多口人，主要为张姓和兰姓两大姓。全村分为十一个小队（生产队），我和安育中、苗凯、郭旋、王岚被分到七队。其他人分到一队、四队和十一队。

分到七队的五个人，都是老三届高中生。安育中是高中６６届的，老高三，他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总是一副老成持重、忧国忧民的样子，安育中嗓音很好，在学校时常常在红卫兵广播站朗读那些“战斗檄文”，又在红卫兵四•三派的《抗大之歌》宣传队当过演员，要不是家庭出身的“问题”，就做了山西电台的播音员了。苗凯是老高二的，漫画家苗地之子，身体不太好，脸色发黄，人很实在，也很能吃苦。郭旋是老高二的，也是《抗大之歌》宣传队的，胖胖的，十分爱说话，显得热情洋溢，她来自一个音乐之家，歌唱得很好，到史庄不几日后过新年，她在村里的小戏台上，给大家唱了《白毛女》里的“北风吹”，博得了一片喝彩声。王岚，也是老高二的，满聪明，不安分，以那时我们大家的年龄说，似乎懂些人情世故，也较为大胆敢为。我在五个人中算是小的，高中６８届，老高一。

我们每一个北京知青的安家费是２４０元。按规定，其中１２０元用来盖住房，另１２０元作为第一年的生活费。这在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像是个神话，他们会说：“开什么玩笑？２４０元？连一个月的饭钱都不够！”可是，在当时确实是这样，２４０元，安一个家，还要用来生活一年，只要不乱花，不挪用，也够了。当然，这钱是交给村里统一安排使用的。

初来乍到，房子一时不可能盖起来，我们暂时住在老乡家里。我们五个人都住在一家，这家姓张。

我和安育中、苗凯三个男生住在张家废弃的旧宅，紧邻张家的新院子。这是一个很小的宅院，院子里有一棵花椒树和一棵榆树，似乎是胡乱地生长在那里的，乱蓬蓬的就象男人久未剪理的胡须。房子已经很有些年头了，黄土夯出的墙面斑驳脱落，墙根因雨水长年侵蚀而向内凹进，让人担心这房子是否会倒塌。屋子里，有一个小土炕，加上刚刚搭起的两个木板床，就够我们三人住了。第一次推门进屋时，我们见到墙角挂着蜘蛛网，地上、炕头上都是尘土，显然，这里很久无人居住了。抬头看，屋顶的一角露着一点天光，显然是屋顶的瓦片破损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下雪下雨时，雪花或雨水就从那个地方斜飘进来。王岚、郭旋则和张家住在一处，独占了一间房，当然，她们的屋子是新的，墙壁雪白，窗明几净。房东是一个大约四十岁上下的汉子，会作木匠活。他身材健壮，相貌端庄，脸色红润，无论说话或做事，什么时候都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他老让我联想起四百民年前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我觉得李自成起义前的模样大约就像他。他的儿子叫芳兰，所以我们说起他时就说“芳兰他爹”。说来惭愧，在他家住了好几个月，因为他是长辈，我们总在当面称他“大伯”私下称他“芳兰他爹”，似乎从未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后来我们知道，芳兰他爹的哥哥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当地抗日游击队“五支队”的队长，我们插队时已是四川西昌军分区司令员。而当弟弟的当年却加入过国民党的队伍，所以解放后自然是个农民。在我们到来后不久，这家还来了一个四川知青──这家的侄女，也就是那个司令员的女儿。这女孩儿叫继英，大约十五岁，她很快就和王岚、旋成了朋友。

在我眼里，芳兰他爹是那类很有男人气的农民，庄重，正派，不苟言笑，他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勤恳劳作度日。他对我们是友好的，但是不问琐事，绝无是非，淡淡地保持着一些距离，不像芳兰娘那样热情。也许女人天生善于勾通人与人的关系，个子矮矮的芳兰娘就和她的丈夫不同，我们不会使用烧麦秸的灶，她就很细心地教我们拉风箱添柴草，她家改善伙食，作了饺子或其他什么好吃的，也会给我们端来一碗，她快人快语，有着农家女人的简单和热情。芳兰是男孩子，所以马上就和我们三个男知青混熟了。

在张家，我们大约住了大半年，一直住到我们自己的房子盖起来。

***冬闲不闲***

在当年１２月２５日的日记里我写道：“开始劳动了。”这就是说，我们是在到达史庄后的第四天就下地干活了。我们村地处丘陵，田地大多都是坡度较缓的梯田。寒冬腊月，按说没有多少的农活，但那时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山西更是如此，所以，我们村冬闲不闲，除了春节，一冬天都在整修土地和向地里送肥。

最初几天是修地。冬季的干旱，使大大小小的土块变得很硬，这就影响了土质的疏松。用马拉的靶子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远远不够。有的土块干硬似石，耙子的钢齿撞上去，土块没有破，反倒是耙子被撞得跳了起来。并且，耙子耙过后，虽然土块碎些了，但是仍嫌大，要把它们打碎，还必须以人力来做。

到了地里，几个人站成一排，每人负责一米多宽。每人手里一个带长柄的木锤，或者使用锄头，大家一边慢慢往前走，一边低头用木锤或锄头敲碎大大小小的土块。与日后的其他农活比起来，这活不算太累，但是没完没了地低头敲土块，我马上就感到了它的单调。几天下来，来前的所有幻想就在这清清楚楚的现实面前消散了。不几天后我在日记里写道：“几天劳动，总是修地、修地、修地，我感到有些单调乏味，每当劳动之余，一幕幕往事便浮现在脑海里，……这一切都永远过去了，而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收音机里传来了北京革命群众欢庆氢弹爆炸的欢呼声，我一下子看到了长安街那一串串明珠似的街灯，看到了灿烂阳光蓝天白云下似海的红旗，我更怀念北京了。真的，只有离开北京的人才知道北京是多么可爱。”而我写此日记的日子，是１２月２９日──距我们离开北京不过九天。

田间休息是最轻松快乐的时刻。敲打一阵土块，队长一声招呼“歇呀”，大家就躲到梯田的阶壁下去了。阶壁通常约半人多高，人往下一蹲，靠在土壁上，就一点西北风也没有了。这一会儿是最舒服的时候，我们一边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一便边和一同修地的农民天南海北地聊天。他们常常说村里的事，间或也问问我们北京的事儿。

老农几乎个个都抽烟，但他们很少抽纸烟，而是抽旱烟。他们在田间休息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烟袋。所用的烟斗，是一柄半尺多长的小木杆，前边装着一个小小的铜烟锅。老农不紧不慢地将烟锅往烟袋里一转，就把烟叶沫装满了烟嘴。他们点烟不用火柴，而是用一种类似钻木取火的最原始的方法──拿出很小一团棉花，按在一小条他们称为“火镰”的金属的一端，而后用燧石像划火柴一样在“火镰”上快速地摩擦敲击，很快，摩擦生出的火星点燃了棉团，再把棉团按到烟嘴上，用力一吸，那烟就点着了。冬天，在寒冷的野外，这袋烟似乎带来了少许暖意。

我们还往地里送肥。那时化肥不多，大多是家肥，如猪圈、牲口棚的圈底起出来的肥，做饭用柴草烧后而成的灰肥，每家茅房的粪便及垃圾堆，毁弃的土炕、拆掉的房子的墙土，都是很好的肥料。现在想来，这种细致精巧的循环利用，如此没有丢弃的废物，也真算是生态农业了。

送肥的时候，家家拉出来一辆架子车，我们没有车，是用队里的或借各家的。车上装满农家肥以后，一个人拉，一个人推。虽然往地里走是一路上坡，但我们跑得很快，遇坡总是一声吆喝，

早早地以加速度往上冲。到了地里，猛地一掀把车把掀得老高，一下子就把一车肥翻转到地里了。空车返回时，一人拉车，另一人坐车，常常是顺着坡往下滑，东拐西拐，飞也似地滑到坡底。

现在想想，这挺危险，万一失手，后果将是严重的，不过当时我们浑然不觉，不知道小心行事。送肥的劳动强度并不算小，但提着劲干，也不觉得什么，只是下工后才感到疲倦。

***麦收时节***

队里种了很多麦子，所以夏天麦收期间是一年里最累的日子。俗话说“麦熟一晌”，意思是麦子说熟就熟，一晌功夫就熟了。如果收割稍迟，就可能使大量麦粒麦穗掉到地里而造成很大损失，所以必须用短短几天把麦子收割完。于是，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老老少少齐上阵。

在那几天，我们和农民们一起，大约四点多就起来下地割麦。没有收割机，只是每人一把镰刀。六月天，气温已经相当高，但早晨有一点潮气和凉气，割麦算是最好的时候。一天干三晌：清晨一晌，上午一晌，下午一晌。清晨那一晌还好一点，而上午和下午，太阳像火一般，完全成熟了的麦子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白花花的，十分眩目晃眼。麦田里溽热难奈，人人大汗淋淋，仿佛喝多少水转眼都变成了汗水。

吃饭是在地里。那几天就像打淮海战役，一切为了收麦前线。从天不亮一直到天黑，人人都在地里干活，队里有专人作饭，到吃饭时，大桶的饭菜和绿豆汤送到地头。麦收时节，干活的人只要能吃饭，就能顶得住那几天高强度的劳动。

割麦时一人一垄，一把镰刀飞快地挥动，麦子齐刷刷地倒在脚下。尽管腰痛的厉害，但是不能经常站直伸展腰身，因为这样要占用一些时间，转眼会被甩在后边很远。那几天超负荷超强度的劳动，使每个人都几乎再没有余力帮助他人了，往往是先割到地头的人坐下来休息、喝水，等着后进的人赶上来。只偶然有谁接应他人一把，如果落在后边的人差得太远，那别人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接应了。

我比人家慢，整日整日地弯腰致使腰痛得厉害，可是我还是远远地落在农民的后边。梯田的长度平日不觉得长，可割起麦子里仿佛长得要命，人家熬到了地头，而我离地头还有很远。我拼命地追赶，想赶到地头树下休息一下。当我好不容易赶到地头的时候，人家已经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挥镰割下一垄了。到了后来，当我感到追赶无望的时候，就干脆不再追赶。人家在地头休息，我原地坐下休息。确实太累了。

在农村的几年里，包括后来转插到河南淮河之滨的一年里，我感到最累的农活就是在山西割麦（在淮南割麦则因麦田少而不那么紧张劳累）。依我看，一般的劳动，特别是冬季的“学大寨”的劳动，只要饭食能跟上，那对身体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但我在山西时的割麦则不是锻炼身体，相反，它是巨大的健康付出。在一年里，割麦的时间大约只是近一个星期，但天太热，麦地太多，终日无休止地流汗、喝水，从凌晨到天黑十几个小时的高消耗劳动，如果再因天热吃不下饭，那对身体将是有害无益的，搞不好会摧垮一个较衰弱的身体。

在史庄的近乎严酷的割麦训炼，最终使我纯熟地掌握了使用镰刀的技术，后来转插到淮南再割麦子时，我成了一个好把式。淮南麦田不多，在那里割麦我感到轻松，在割麦的“百米赛”中，我把当地农村出身的青年甩到了后边。

麦收后的近一个月，农活是以打场为中心的。这也是比较紧张的日子。有几天我曾看场院而没有回住处睡觉，我睡在麦秸垛上，抬头望天，满天繁星，银河在天上斜亘着，一团团似亮非亮的光雾，其间显然是隐藏着更多肉眼看不见的星星。同队的青年或孩子和我并肩躺着，唱歌、唱戏或东拉西扯胡说八道，那样的夜晚真是惬意。白天就不同了，太阳当头照着，那场上的活也很累，一干就是一整天。因为扬场，嘴里、身上都是尘土。

六月的天有时下雨，乌云一来人就慌了。当时，喜欢舞文弄墨的我曾在札记上这样描写雨前的情景：“中午的时候还是万里晴空，麦天的太阳火一样地熏烤着大地，场院里摊开的麦秸在太阳的照射下晃眼得很，看久了就觉得白花花的一片。可是到了下午两点多以后，北边的天际渐渐变得乌沉沉的，天空阴暗起来。阴云越来越厚，漫向整个天空，太阳阴进了云层。随后，在比黑云更低的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饱含水气的灰白色的云，沉甸甸地在低低的空中滚涌着，漫延着，不一会儿，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白云就汇成了一片海洋。闪电不时撕裂天空，闷雷滚过云层，雨前的大风顺着山梁刮过来，把灰尘、麦壳刮得溜着地皮打旋，又扬上天空。大树在风里弯下了腰，拼命摇晃着。院子里的门窗咣当咣当乱响，母鸡这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扑楞着翅膀，满院乱飞。暴风雨就要来了。”只写了雨前的情景，没有写如何抢收场院上满地的麦子。但我清楚地记得，每当这时队里的钟就会敲响，我们像救火一样把摊在地上的麦子重新垛起来，而后苫好。有时还没有垛完雨就下来了，我们就在泥里雨里拼命地把未来得及遮盖的麦垛苫好。

***说媳妇***

一个星期时间，麦子都收割完并垛到了场院上。

那天，我和一群七队的不少社员都在场院上打场。翻了一遍场，大家就又躲在背阴的麦秸垛后边歇凉，只有十六七岁的春生一个人吆喝着牲口碾场。妇女们一边手中不停地作针线活儿，一边说着笑着嘀咕着。这几天里，队里妇女们似乎挺认真地商量着要给我“说个媳妇”。今天，她们又嘀嘀咕咕了一阵，末了，年轻媳妇桂英出面了。

“立群，你今年多大了？”

“十九了。”我回答道，并没有注意她为什么问年龄。

桂英又笑着问：“说下媳妇没有？”

我楞了一下，摇摇头：“没有。”

桂英高兴了，说：“给你说个好不好？”她并不等我回答，

就接着介绍说：“六队有个叫莲莲的，初中毕业，也是河南人哩。

她爹在火车站作事儿，他说要给女儿找一个河南人，不要本地人。

你老家在河南，这不正好么？”

热心的桂英又转过头去，朝着好仙发问：“你说莲莲好看不？”

好仙起哄似地大声说：“好看着哩！”

桂英又转过头来问我：“立群！行不行啊？”

作为心性挺高的北京知青，对妇女们提出的问题，我一点也没有想过。找农村姑娘，这怎么可能呢。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不知怎样回答。可是，桂英她们那样热情，并且是认真研究了好大一回儿才向我提出来的，我干脆拒绝，显得似乎是看不起人家，妇女们会不高兴的。我想了片刻，回答说：“现在年龄还不大，不急这个事儿。”

好仙一边哧啦啦地纳鞋底，一边用不容辩驳的口气说：“嗯！你不答应，一定是要找在外头干事儿的！”所谓“干事儿的”，就是捧铁饭碗的国家职工。妇女们看我无意，叹息了一阵，也就作罢了。

后来，有一次大队召开社员大会的时候，好仙指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说：“瞧！她就是莲莲。”说话间，带着一幅“这么好，你还不要”的神情。我瞥了一眼，这莲莲还真是长着一双大眼睛，在农村姑娘里算是挺不错的呢。

上述的回忆之所以在细节上比较详尽，是因为当时我记下了半页札记。

给我说媳妇只像一个玩笑，一阵风就过去了。然而，知青中却真的有人和农家的孩子结婚了。

我们班的同学、一起插队的陶××在插队后不到一年就和本村的小伙子天舍结婚了。天舍是一个长像不错、为人也很忠厚的小伙子，但因为家里穷始终没有说下媳妇，而陶××生长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这样的结合，是时代的产物，没有上山下乡就没有这个婚姻。在农村娶媳妇是要彩礼的，陶家当然没有要彩礼，倒是倒贴了一些钱物。

陶对农村的生活的适应性很强，她很快被“同化”了，过起了农家妇女的生活，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线织布，有了孩子以后更是屎布尿布忙得团团转。不知不觉间，她和知青的往来日渐减少并疏远了。我离开山西若干年后，听说政府奖给了她一台拖拉机，这是给上山下乡积极分子的一个嘉奖和鼓励，这台拖拉机就交给天舍驾驶了。许多年后的九十年代，知青的回城政策放宽了，陶调回了北京，在一所中学做会计，而天舍在大同干活。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们中还有一个和农民结婚的，她是张××。那是我离开山西之后的事。

有一年，在北京见到张××，我问：“听说你和村里的人结婚了，他是谁？”她回答说：“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你不认识。他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你离开以后才到小学教书的。”以后，张××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公社中学教英语，她的丈夫在村里教小学。

到了九十年代，张××调回了北京，在一所中学教英语，而她的丈夫，却应了晋南人“打死不离窝”的话，说什么也不愿调到北京来。最终，他们离婚了。不久后，张××又结婚了，对方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教授，年龄比她大不少。前两年，我去过他们家，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桩平静而温馨的婚姻。

***驴司令***

队里缺了饲养员，我好奇，就说:“让我干吧！”于是，我把铺盖卷抱到了饲养棚，成了“驴司令”。队里的牲口都在这里，牛、马、驴、骡子，大概有二十多头。负责饲养它们的，是我，还有一个本队农民，他名叫有胃。

大夏天，饲养棚中间有个小屋，里边有个炕，上面铺了一张旧席。我和有胃都睡在这张席子上。白天，牲口下地干活，我们就割苜蓿、铡麦秸、起圈，晌午和黄昏下工，牲口回来了，我们就给它们饮水、喂料。“马不吃夜草不肥”，夜间的活是最麻烦的，每隔若干时候，就要起来从井里打水给牲口饮，也要不断地往牲口槽里添加草料和粮食。干了一天活的牛、马、驴和骡子饮够了水，就站在槽前，不停地低头吃草料。它们爱吃青草，苜蓿是美味佳肴，它们更爱吃粮食，如果里边搀了豆子、玉米，这些牲口就会挑拣起来，它们用嘴在草料从拱来拱去，在其间寻找着，并迅速地用舌头把豆粒舔起吃掉。

和我一同当饲养员的有胃大约三十岁出头，个子不高，敦敦实实。这家伙会睡觉，沾枕头就着。夜间起来，干完活，他一躺下，不到一分钟就发出了熟睡的鼾声。我不行，喂了牲口躺下来，好半天睡不着，刚睡着一小会儿，就又该起来喂牲口了。有时，叫驴在半夜三更叫起来，更是把我叫得睡不成。一夜如此折腾几次，结果我几乎是整夜不眠。如果哪个牲口生病躺倒了，那就更需要精心照料。当饲养员，那是绝不可能睡个安生觉的。

夏夜，有时有胃也有躺在那里睡不着觉的时候，这时，他就向我诉苦，讲他的婆姨（妻子）怎么“不是东西”，如何“和谁都阁不下（合不来）”。他的这个婆姨曾先后跟了三个男人，都离了，跟有胃是是第四次结婚了，这在当地也真算是少见的了。

有胃是“倒插门”，这在当地似乎低人一等，连他的婆姨也欺负他。记得一天有胃在家吵了架，老婆叫他滚，他无处诉说，就和我叨唠。我在当年的札记里还记录下了他和我说话的内容呢。当时，有胃长吁短叹地对我说：“立群！我想不通阿！哦，你看嘛，我到她家以后，她家欠人的几百块钱，我给还的只剩六十块了，对么！她家的房子，我给她盖了，对么！还要我咋样？我一个劲给她干着，她就这么骂我，我要是不能动了，还不定要咋骂我哩！”有胃说话间带着哭腔。最后，他的语气变得激愤起来：“我晚上回家后就对她说了，是我的钱，是我的东西，你给我，是你的钱，是你的东西，我给你，你去找你的好女婿，我脸丑，也伺候不起你这个家。干脆，一刀两断。”我岁数比有胃小不少，对他们的家务事，也插不上话，只能当个听众，听他讲自己的故事。

有胃诉说完了，我们的心思又回到牲口棚里。还得围着牲口转。这些牲口也怪可怜，人的生活不易，更不会白白养活它们。

白天，它们要到地里干一天活，稍不用力，就会挨鞭子，某个心狠的农民会骂骂咧咧：“狗日的！你个懒东西！我让你歇！”与此同时，鞭子就会重重地落到这牲口的身上。碰上个心肠软些的农民，也不过是用它不那么狠，鞭打少些而已。

农民对牲口又是最有感情的，因为它们是农民赖以生产、生活的不可缺的一员。农民一般是有分寸的，他自己用牲口也打牲口，但是若知青中的哪个混蛋小子不知轻重，没头没脑地狠抽牲口，或拼命地使用牲口而不知道让它歇歇，就会有人心疼地责备了：“它是个牲口呀！它能懂什么？不能这么狠打。”或者焦虑不安地告诉年轻人：“该让它歇歇了，用得太狠，会累坏它。”

牲口是活物，很不好管。记得在春天我还没有当饲养员的时候，队里忙着耕地种玉米、棉花，那时我学会了赶驴或牛犁地。记得我赶一头驴子犁地。这家伙是个“叫驴”，也就是公驴，一开始它还听话，“得儿！得儿！”“窝！窝！”随着我的招呼，它听话地行走或拐弯。但不多会儿又来一了个母驴在不远处犁地，叫驴就三心二意了。当走到距母驴的最近处，它不再听我的招呼，而是梗着脖子往旁边拐，我用力地拉着缰绳，它口中的“嚼子”把它的牙床硌出了血。可是，它的劲很大，好象也不怕疼，它死拧地直拽着缰绳往一旁跑，我实在拗不过它，干脆一松手：“你爱怎么就怎么吧！”我放任地扔掉缰绳由它而去。转眼间，它就跑到那母驴那儿“耍流氓”去了。

当饲养员很累心。别人上工干活，下工无事，二者界限分明。饲养员不同，这活没有上下班，无论走到那里，你到会惦记着那些活物。牲口不是拖拉机，它们有生命，要吃，要喝，要休息，还会生病，它们是一刻也离不开人的。我回去吃饭，不能离开很长时间，我去赶集半天，更是心中惶惶不安，不像别的知青那样悠哉悠哉。

这牲口，好磨人。

***乡间庙会***

农村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多少文化生活，赶集就是日常的一大乐事。好象是每隔十天一次集市，农民就在这天到数里外去赶集，买些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必须品。最大的集市当属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二的禹庙会。地点就的我们禹王公社的所在地。据说，多年前，禹庙会一开就是一个月，后来改为三天。而在我们插队时，由于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时令又是正值农忙时节，庙会时间长了会影响生产，所以县革委决定，庙会只进行一天。

虽然只一天，然而还是相当热闹的。

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吃了早饭就出发了。在公路上，每经过一个路口，就会看到一群一群的农民从小路拐上公路。人渐渐多起来，就像一条河，开始是淙淙细流，但越往下游，就有越来越多的支流的河水流进来，最后汇成滚滚巨流。

赶庙会的人都穿得干干净净，年轻的姑娘媳妇更是红红绿绿，打扮得花儿一样。公路上，有骑车的，步行的，挑担的，拉平车的，背麻袋的，提提兜的，抱孩子的，搀老人的，人们说着笑着，喜气洋洋，朝着一个方向涌去。快到庙会时，路上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了。赶庙会，不仅是去买东西，也是一种娱乐，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一进街，就见街两旁摆满大大小小的货摊。卖什么的都有：有砂锅、瓦盆、木器、土布、烟叶，也有苹果、毛栗、柿子、葵花、西瓜、梨、枣……，数也数不清。

还有的人担来炊具，生起小火炉，扑嗒扑嗒拉着风箱，炒出一盘油糊糊的炒凉粉，或煮出一锅又一锅热气腾腾的涝糟，在庙会上现作现卖。这些地方常常挤满了人，人们趁热吃一盘炒凉粉，或者喝一碗又酸又甜的涝糟，抹抹嘴，就心满意足地又挤到其他摊子上去了。

供销社里更是人挤人。土产部里净是男人，有的人挤柜台前，等着售货员给拿来一把钢锨或镢头，有的人蹲下来，叮叮咚咚地敲着铁锅、铁桶，很仔细地擦拭和察看着。在卖布的柜台前，姑娘、媳妇、抱小孩的妇女、小脚老太太，都一堆一堆挤在那里，唧唧喳喳地品评着布料的好坏，在身上比试着，左挑右挑，最后扯上一块最使自己满意的布，满心欢喜地从人缝里钻出来。

我们知青也很喜欢赶集和赶庙会。我们一大早出发，溜溜达达，边走边聊天。到了集市上，吃些豌豆膏一类小吃，或者喝一碗涝糟，那真是一种享受。有时，我们常常可以碰见临近村子里的北京知青，谈谈近期各自的情况。甚至不相识的知青，只要在人流如潮的集市上一相遇，就能凭着一种本能，辨认出对方是自己的同类──北京知青，常常是相互打着招呼：“哪个村的？”“北京哪个学校的？”，而后也聊上一会儿。

我们常常买些吃的用的。我记得最清的一次，是我在集上灌了一瓶醋。瓶子是普通的汽水瓶，醋是家酿的柿子醋。那醋淡淡的，不怎么酸，山西人喜欢吃醋，在村里，老乡家家有一个醋缸，每年秋天柿成熟后，就用柿子酿成醋，足可以吃上一年。我们知青不会酿醋，也不学酿醋，所以需要自己买。那次买醋回来的路上，我口中无味，就试着喝上一点点醋，结果，一路走，一路喝，回到村里的时候，那瓶醋只剩下半瓶了。喝醋没有什么奇怪，那时的饮食太单调了。后来，我们还试验过用家酿醋制造“酸梅汤”──用醋、水、白糖，配兑成酸甜的饮料。

在乡下，集市或庙会就是农民的游乐场。当然，这一天也是我们知青颇为快乐的日子。

***知青中的“精英文化”***

有人说，北京的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上海的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这话不错。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政治的热心空前高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犹甚，似乎个个都是政治家。这在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中也得到了体现。

因为相熟相知的同学分散在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在初下乡的时候，同学之间的通信来往很频繁。每年春节前后，不少人都回北京住一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大家纷纷聚会，形成了一个一个知青沙龙。通过远方来信，知青中经常有文字与思想的交流；通过“串门”和聚会，知青们相互之间递送着信念与理想。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名牌学校的高中生，读书、交谈和写信的兴趣、内容相当政治化，人们关注中国和世界的命运，不谈凡人小事，一副忧国忧民的口气，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记得我们中有人和内蒙古草原上的北京知青通信，一封来信中有一首诗抒写豪情大志，那诗写道：“壮辞名园去，心飞大江头，滔滔新天地，浩浩兴安酒……”。“名园”，是指圆明园，作者是北京１０１中学的毕业生，而这所著名的学校就坐落在圆明园的遗址处；“兴安酒”的“兴安”，是指大兴安岭，示意知青在大兴安岭这片新天地开始战天斗地的新生活。近三十年后想起这首诗，仍能感到一个中学生的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劲儿，透露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勃勃豪情。我总觉得，这诗的格调和韵味，是典型的北京式的。

不止这首诗，许多信件都有这样目光四射、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格。年代久远，片纸无存，有时能记起一星半点。写到此，我心中飘来半句话，那是写在一封信上的半句极为普通的话：“在火车上，我和一个老兵（指‘老红卫兵’）谈了一夜，谈了中国的前途、组织的建立……”信中说的“组织”一事，是说要在各地知青之间建立某种较正式的联系。为中国，为“组织”，居然能谈上一夜，那是有怎样的兴致啊！这样的只言片语，足以让同代人领会到当时写信人的心境。在当时的通信中，这样的信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私信中，没有身边小事，没有儿女情长，没有平庸俗趣，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国事与个人不可分地溶为一体。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特别是我们那一代北京青年中的“精英们”的精神风貌。

我的弟弟只是初中６７届，是老三届中的小字辈，比较喜欢文学。在当年的日记中，我记下了他当时来信中写给我的一首诗，那是写他的志向的：

抛却糜情树大原，奋发图强写雄篇，青山不倒志不倒，要把有限投无限。一个十多岁的半大孩子，也是一副雄心勃勃的劲头，而他当时的生活，是在茫茫的科尔沁草原上每日里铲草。后来，他真的成了记者，以写文章为生。

初下乡时，我们凭着办红卫兵小报的经验，在乡下办过一个小“杂志”。先是几个人议论一番，再和各地志同道合的相知者通信约稿。稿件来了，从中挑选几篇文章诗作，油印而成了一份杂志。而后，把印油的杂志寄出去，寄到附近各县的知青点，寄到北大荒、陕北和内蒙古等地。杂志上的文章，当然是很幼稚的，只能说是一些写文章的习作。但是在农村这片文化荒漠里，它是我们的精神支点，是我们自我提高的训练基地。前边说的“壮辞名园去……”那首诗，就登到了这份“杂志”上。可惜，这杂志只出了一期，因为它很快就被“查封”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这份杂志上登了一篇文章《论战争》。

它的作者，是和我们在一起插队的刘欣茹。她是１０１中学的初中６７届（老初二）学生，平日不修边幅，但是十分爱读书。她特别与众不同之处是爱学英语，她学英语很下功夫，为有更多的时间学英语，主动要求到猪圈干喂猪的活。她甚至还试着翻译了一个美国黑豹党领袖的自传，这在那个年代是颇有点反潮流的劲头的。刘欣茹学英语，也许是与美国学生卡玛往来有因果关系，我想，这种往来会使她切实地感到了外语作为工具的用处。

刘欣茹的《论战争》一文惹出了麻烦。当时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办杂志的事很快被“上边”知道了，临汾军分区专门派了一个干事来到夏县调查此事。调查之后，居然得出一个结论：“《论战争》是一篇反动文章。”这样，我们的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夭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少事真像是游戏。《论战争》没有多少字，内容也平常得很，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中，在它的字缝里竟能读出“反动”来，调查者辛辛苦苦煞有其事地忙碌着，最后还严肃地作出一个结论。这太可笑了。

在人类走过的路中，这样似乎严肃的可笑游戏究竟有多少呢？还好，只是把“杂志”停刊了，作者刘欣茹也没有受到更多的追究。后来，我转插到了河南，很快就不知道刘的去向了。在八十年代后期，我在一份文摘小报上知道了她的下落。小报上登出一篇记者写的文章《从初中生到女博士》，我这才知道，她后来考取到中国社科院，又到美国读印度史，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乡下，北京知青中确实有一群有抱负有追求的人，贫困的生活没有压倒他们，也没有使他们的理想泯灭。我想，几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知青中的一些人成长为政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活跃人物，或者从事了相关的职业，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水到渠成的事。

也许是一种偏见吧，我总觉得，在“境界”这一点上，那些操着吴侬软语的上海知青，大概和北京知青有着相当的不同。尽管上海知青中后来也出了不少第一流的作家、学者，但是二者在总体上风貌有异，上海知青相对说更为务实，境界更为“世俗”一些，男孩子更会打家具，女孩子更会织毛衣。也正因为如此，北京知青总是嘲笑上海知青的“小市民气”。但是，北京的男孩子很容易喜欢上海的女孩子，因为她们会打毛衣，更像个女人，不像北京女孩子那样差不多净是些目光炯炯的政治家。从另一方面说，北京的文化背景也使北京的一些知青染上了行动逊于语言、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的毛病，志大才疏是有些人后来一事无成潦倒一生的根源。

***《相信未来》***

知青之间的“通信串连”只是热闹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初下乡时的种种幻想，在生活的重压下似乎很快地消散了。那种雄心勃勃的语调在信中渐渐褪色了。但是，心底憧憬的一切并没有真正消弥，只是埋得更深。有的时候，它会迸发出来，燃烧起来。

有一首诗，我至今未忘。这首诗名为《相信未来》，它的作者名叫郭路生（后来以“食指”为笔名），也是一个北京知青，当时在别的地方插队，我们中有人和他有过接触。友人在把这首诗抄写给我的同时，也给我讲述了作者的经历和浪漫故事。这首诗，我还能大致背下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仍然固执地铺开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你的鲜花偎依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用凝露的枯藤，

用……（忘记）写下相信未来。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干柴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要用手指指向那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托住那太阳的大海，

……（忘记）这支漂亮的手，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多年后的１９９６年，在一个由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兄弟》（原小说名为《布尔什维克兄弟》）中，我惊喜地听到剧中人在诵读这首当年我们手抄的诗。当剧中人刚刚读出第一句的时候，我就得意地背诵出了第二句、第三句。剧中的一段故事正是以那个年代为背景的，在剧中，两个年轻人因为这首诗而产生了共鸣，进而互相倾慕，坠入爱河。我没有想到，这首在我们那群人中流行的诗，竟流传得那样广，在我们那一群人之外，原来它还那样地拥有“知名度”，经过了那么多年，竟还被人牢牢记住，被这一代有着知青情结的作家写进小说，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经典”。

《相信未来》永远能激发我们似乎已经沉寂了的激情，因为它不仅仅是几段诗句，它和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背后有着太多太多我们自己的故事。

不仅这首《相信未来》，我们还手抄了另外一些诗。

有个在庙前公社插队的知青申丽灵，常常来我们村玩，她爱唱歌，也带给了我们几首诗。这些诗是她的男朋友──北大中文系学生吴兵写的，我读了十分喜欢，就都抄录到本子上，并且几乎都背了下来。有一首《船》写得很好：

从出生到落地，就高举起理想的风帆，

我生命的全部含义就是──向前！

风暴和旋涡有着最美的青春，

起伏和颠簸是我命中注定的摇篮。

我爱桃花染红的江岸，

爱渔火像流星飞向天边。

谁说这彩虹就是最美的极限，

冲破它，快飞向那理想的港湾！

活着，永远是一只自由的精灵，

和大海青天朝夕相伴，

死了，就化作轻盈的飞沫，

为狂飚镶上一道严峻的花边！

后来，在八十年代初，我在《诗刊》杂志上见到了这首《船》。遗憾的是，申丽灵后来和吴兵分手了，并且除了这首《船》，我没有在诗歌杂志上见到吴兵的其他诗作。在我看来，吴兵的诗首首都不错，怎么就没有见到发表呢？也许是我读诗歌杂志较少？

我再录一首他当年写给申丽灵的《塞上春曲》，在这首诗里，他把春天比做姑娘，实际上也暗示着申丽灵的到来对于他来说如同春天的到来：

我是这样的苍老、贫穷，

千里隔壁上找不到一丝绿影，

我是这样的贫穷、苍老，

空旷的河套上爬满了荒草，

三月的天空布满了风沙，

深谷里的积雪从不融化，

凄凉的烽火台像一个幽灵，

诉说着多灾多难的命运……

但是你，却毅然地来了，

在那命中注定的时刻──

辞别了秀丽的江南，

挽一挽松散的发辨，

千山万壑留下你嫩绿的脚步，

欢快的雪水为你洗净风尘，

温存的呼吸化开了千年冻土，

一夜间野花就铺满小路，

一片春雷，万家鸡鸣，

到处是你充生命的歌声，

深情的潭水呀，烈火般的桃花，

这澎湃的春辉我怎样报答？

一条小河拌着梦一样的篝火，

也许我们永远这样生活？

谁知深夜你洒下几滴泪雨，

趁着熟睡就匆匆离去，

当夏日的黎明把我惊醒，

天边只留下一道惜别的彩虹……

申丽灵多年后到美国去了，不知她还记不记得这首《塞上春曲》。这诗里所传达出的情感，至今读来令人感动，因为在今天，物质的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爱情”中来了，纯真的感情因为稀有而更为金贵。不知申在美国是否遇得到如此至真至美的情感？

***是人穷志短，还是闹着玩？***

大部分知青经济上是拮据的。有的人，隔几个月能收到家里寄来少量的钱，也有许多人基本上不能再靠家里的资助，这就只能像农民一样靠挣工分生活。晋南是小麦棉花产区，在山西省算得上富裕地区了，记得到史庄第一年，男知青算全劳力，干一天活记十分，结算下来，一个工（十分）八毛多钱，扣除这一年从队里分粮、分油、分菜的钱，我全年得了四十多元现钱。这算不错的了，在雁北插队的知青告诉我，他干一天才挣两毛多钱；远在河南插队的堂妹对我说，一年下来，分得了八分钱──刚刚够买一枚邮票；而在有的地方，因收入不足以弥补分粮钱款，干脆倒欠了队里钱。

与今天的年轻人相比，那时我们的生活水准是很低的。今天，小学生、中学生的手腕上都有一块手表，而那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手表。也不是所有人都有闹钟，只有少数人带来了闹钟。不过，农村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队里干活也是听队长敲钟，人的时间观念并不强，时间尺度也十分粗疏，所以没有钟表倒也不觉得缺少了什么。

没有钱，许多必要的花费就成问题了。但办法总会有的，不是说吗──“情急智生”。现在说起来，许多做法令人惭愧，但是我想还是应该和盘托出。说是人穷志短也好，说是闹着玩也好，反正是那么做了。我不知道年轻的一代人是否能理解，但我相信我们的同代人会表示理解，一笑了之。

知青之间曾相互传授过“邮票多次使用法”。

知青们相互之间的信件较多，一张邮票虽然只有八分钱，但寄多了，也是一笔开支，况且我们的收入太少太少。于是，有人发明了一张邮票多次使用的方法：寄信人在信封上贴好邮票的同时，也在邮票的正面均匀地涂上一层胶水，胶水干后，什么也看不出来，邮局的邮戳就盖到了这层凝固的胶膜上了；收信人只要把信封浸在水盆里，邮票上的胶膜会就连同邮戳一起溶解，邮票就成了一张没有邮戳“新邮票”，晾干后可以再次使用。

我们还偷过队里的西瓜。那是在插队后的第一个夏天。

那天，天气很热，我们晚饭后很久不能睡觉，大家就凑在一起聊天。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有谁看了一眼闹钟说：“哎呀！十二点多了，我们去瓜地里弄几个西瓜吃怎么样？”大家马上响应。所谓“弄”瓜，就是偷瓜。于是，一行六、七个人活像“敌后武工队”，悄悄地摸到了西瓜地。我们村的地是梯田，躲在下一阶梯田的土崖边向上一阶张望，我们每个人只露出一个脑袋。夜色漆黑，二十多米外，瓜棚处有一点点红火亮着。有人小声说：“等一等！看瓜的老头儿在抽烟呢！”可是，左等右等，那点红火始终不见熄灭。后来大家看出了名堂──那是一柱香，用以迷惑人的。于是，几个人攀了上去，不管生熟，摸到一个瓜就摘一个。转眼间，每个人都抱了两个西瓜，窃笑着跑回了住处。那一夜，我们是把西瓜吃够了，在城市里也从没有一次吃过那么多西瓜。

不过，第二天，看瓜的老头从地里的胶鞋印断定是知青干的好事，站在崖边好一通叫嚷。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与“偷窃”。后来，和老乡感情日渐深厚，我们再没有干过偷瓜一类的事。

一到春节，北京知青大多要回家。从晋南到北京一千多里地，车票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于是，许多知青就“扒车”。

我们的水头车站是个小站，上车无所谓进站口，剪票马马虎虎，有时知青直接绕进站台，有时买上一张短途车票就上了车。毕竟是无票心虚，列车员一从身边走过就心里紧张，中途，查票的来了，我们知青就向另一节车厢躲去，但有时躲不开，只有补票。有人拿不出钱或不愿拿钱，就被哄下车去，他要等下一趟车来，再继续扒车。车到终点站太原，我们往往是顺着铁路向两端走，找到职工上下斑的出入口，从那里溜出去。太原是大城市，从那里到北京就不那么容易扒车了，我们只能买票。在等车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在车站广场的饭馆吃饭，那时车站附近有许多比我们更穷的人──乞丐，我们在饭馆里买上油条和米粥，还没有来得及吃，马上就有乞丐围上来要饭。我们只好三口并作两口地吃饭，而后匆匆离去。

***穿衣吃饭***

没有钱，知青的衣服鞋帽大多是家长给买的。那时的衣服也简单，一件绿色军干装或蓝色建设服，既单穿也作棉服的罩衣，有两件替换，一年四季就都有了。衣服破了，就缀上补丁。在乡下干活，衣服破损得十分快，补丁就更多了。我们的脚上，通常是一双塑料底黑灯芯绒面的“懒汉鞋”或草绿色的胶底“解放鞋”，我不记得有谁穿过皮鞋。这不仅是因为生活水准所致，同时在审美上我们也从没有以穿皮鞋为美，相反，我觉得穿皮鞋的人不是我们的同类，平庸，做作，小市民味儿，一点也不好看，直到我工作好几年以后，“皮鞋不美”的观念才随环境而改变。

知青们常常破衣烂衫，和当地农民的衣服相比差多了。晋南盛产棉花，农民自己纺线、染色、织布、作衣，虽是土布衣服，但倒也干净整齐。有充足的棉花供应，就不缺布，当地的农民们从不穿补丁衣服，衣服破了就撕掉作鞋底。相比之下，我们知青穿得就太破了，一起劳动的农民感慨地说：“你们北京知青怎么穿得像要饭的一样？”

不过，尽管知青的衣服破烂，但是那种大城市的气质却是抹不掉的。并且，好衣服也是有的，特别是女知青，都和会有三、两件好衣服藏在箱底，只是平日在乡下不穿，因为在知青们的心灵深处，时时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他们更注重在北京人面前的体面，而不在乎“老乡”的看法。因为无论他穿得怎样破也是一个北京人，这使他在心态上居高临下，在“老乡”面前，衣服破不破都无关紧要了。记得在谈到关于“衣服破”的话题时，一个女知青以鄙夷的口气说：“在这里穿那么好，给谁看呢？”在她的下意识里，当地农民甚至不成为一个审美上的评判者。这就是北京知青和当地农民之间抹不掉的深层距离。

我们刚到史庄的时候，大队派了一个农民大师傅给我们做饭。晋南是小麦产区，一日三餐大多是馒头、面条，算是很不错的呢。但是不久后这个师傅就扬言“我不干了”，因为知青中有人总是拿他作戏弄的对象，又说他总偷偷克扣知青的粮食和菜蔬。知青也乐得自己作饭：“自己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哄走了厨师后，知青按生产队分灶吃饭。这样，我们村的知青就分成了四个“灶”。山西农村吃两顿饭，是夹在三晌农活之间。忙碌一天，中间回来做饭吃饭，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小队五个知青自己做饭。王岚、郭旋是女的，会点烹饪之术，就掌勺，我们男的多打下手。一下工，我们就手忙脚乱地齐上阵，和面，切菜，做饭。这里的灶火一年到头是靠拉风箱、烧麦秸的，我喜欢抱一堆麦秸往灶前一坐，往灶膛里扔一把麦秸，点上火，风箱一拉，火苗呼呼地窜起来，无论蒸馒头，下面条，炒菜，只要有麦秸，就可以随着我们的意愿让火苗或大或小。那一刻，风箱阀门灵活自如地闭合，活像人的呼吸，对劳动归来、饥肠碌碌的我们来说，听那极有规律的“噗嗒噗嗒”的风箱声响，真是一种享受。

大多知青并不怎么会过日子，常常是有了钱有了好吃的，就大吃大喝几日，过了今天不想明天。一时，有罐头、有肉吃，转天，一无所有了，只吃辣椒、咸盐夹馍。史庄人的食油是大队给分的棉籽油，村里油坊轧的，颜色深重，味道苦涩，但这样的油也不多，一个人一年只有三二斤，在第一年，油一分到手，我们就像在城里一样地使用，炸东西，炒菜。记得有一次，郭旋想露一手，她对大家说：“我来给你们作个油泼凉面”，结果，我们美餐了一顿，而油瓶里的“水位”却一下子下降了许多。不到三个月，就把我们全年的油都吃完了。向对队里要，队长瞪着眼嚷道：“没有了！”后来，总算又施舍给了我们一些油。慢慢的，我们知道了计划用油。

我们吃菜是主要是队里分。山西农民在习惯上不怎么太吃菜，那时又“以粮为纲”，所以，队里有菜地但地块不大，隔一些日分一次菜但数量很少。农民平日的饭桌上离不了大葱、辣椒和醋，连茄子也是切成丝生拌醋生吃。这“习惯”显然是生活水平不高所致。集市上的蔬菜太贵，除了偶然买一点，我们知青日常也只能靠队里分菜。不够，也没有办法，慢慢就习惯了。

来到史庄两年后，知青们人心散了，一些人自找门路走了，各生产队剩下不多的知青，又合为一个灶吃饭。但是人人心绪混乱，谁也无心好好作一顿饭，结果，我们的灶房里一片破败，蛛丝挂满墙角，锅碗里污垢常常无人洗刷，有一次，当我走进我们的灶房，看到一头猪在舔着地上的大锅，那锅里是上一顿的残汤剩饭。后来，我对人总是提起这一场景，我说那时是“人来了人吃，人走了猪吃。”

***关于书***

在乡下，物质生活的贫困是不言而喻的，而刚下乡时的那股要大干一番的劲头，也在不久后消失几尽。于是，我们带到乡下的书籍，成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食粮。

我们村的北京知青基本以我们师院附中（现首都师范大学附中）为主，通过自由组合汇集到史庄的。一个村插队的十八个人，大多是高中生，并且多是来自“名牌”或较好的学校，除我校外，有师大女附中的，１０１中学的，清华附中的，京工附中的，农大附中的。初下乡时，这批人颇有些踌躇满志。有好几个人都带来了许多书。

我有一个小书箱，里边有我平日积攒下来的文学书、历史书、哲学书等。现在我还保留有当时带下乡的一个黑色的硬皮笔记本，笔记本的前几十页，是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笔记，第一页的最上边写着“１９６６”，大约是在

学校时就开始作这份笔记，下乡时我又把它带到了史庄。现在我自己想想都有些惊讶：十五六岁时怎么就读得进去什么“哲学”书，还一丝不苟地作了那么多笔记？笔记本的后一部分成了歌本

──下乡时我在上边抄录了几十首歌曲。这个本子，大致能反映我当年在乡下的文化生活。有人带来了更大的一个书箱，整整一箱子都是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欧也妮•葛郎台》、《浮士德》《欧根•奥涅金》、《上尉的女儿》……

那时，在对待书的问题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已变得相当的“开明”，基本上没有了什么这是“黄书”那是“黑书”的观念，这箱书成为我们在乡下最丰盛的精神食粮。一本接一本地读，我们大饱眼福，现在回想起来，有多部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

那些十九世纪欧洲作家的小说，在我心中营造了另一个世界，从中，我看到了资本主义上升期巴黎的众生相，看到了彼得堡贵族的奢华和空虚，看到了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命运，看到了精神重压下的小人物的悲哀。

在此，我还不能不说起这箱书不寻常也不光彩的来历。有人对我说:“那箱书是从巴人家抄来的。”巴人，即王任叔，这是个很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可以想象得到，抄家风来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巴人家里就不得安宁了，今天来一批红卫兵，明天来一批红卫兵，“革命小将”翻箱倒柜，砸烂了巴人先生家的坛坛罐罐。一个又一个书架倾倒了，混乱中，好奇的“小将”把自己感兴趣的小说扎成几捆，说声“这是黄书”就抄走了。后来，几经流散，巴人先生珍藏的这部分书来到了我们中间，成了我们的精神食粮。前两年，我读到一篇关于巴人先生的文章，我知道了，巴人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什么“特务”，终至精神失常，悲惨地消失在家乡的群山中。我总想，在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宝贵的书籍被“小将”们抄走的时候，一生与书为伴的巴人先生心中该有多么巨大的痛苦。

然而，这批来历不光彩的书，却滋养了我们这些如饥似渴的知识青年。

***《三套车》***

十八九岁二十出头，正是充满浪漫与激情的年龄，在乡下，在日复一日的耕作生活中，唱歌是我们年轻人生活的点缀，歌声幻化出五色斑斓的图景，种种憧憬、幻想弥漫于我们心中。那时，我有一本《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是文革前颇为有影响的一本歌曲集，里面收集有五六十年代最为流行的外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山楂树》、《鸽子》、《小路》、《灯光》、《红梅花儿开》、《卡秋莎》、《重返苏莲托》、《唉呦！妈妈》和《纺织姑娘》等等，都是当时我们爱唱的歌。在乡下，红卫兵的狂热很快就转换成知青的幻灭，颓丧的情绪象传染病一样传遍了一代青年。于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小山村，不管一首歌来自“修正主义”国家还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合我们的心境，都会在我们中间流行起来。

冬天，下雪了，原野上白茫茫一片，在雪地上行走时，触景生情的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高唱：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俄罗斯歌曲那忧郁的旋律暗合着我们的处境，它令我们心醉，其作用如同麻醉品，似乎可以缓解我们的种种郁闷。更多的是爱情歌曲，贫困与疲惫不能压抑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渴求，正像岩石缝隙间小草的生长不能被阻挡一样。乌克兰民歌《山楂树》在我们中间广为传唱：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里的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

插队第一年的夏天，我常常在铁道旁的山坡上割草，每当旅客列车从这里经过，望着车窗里晃动的人影，望着一掠而过，而后渐渐远去的列车，我的心中就产生出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列车把乘客带到远方的大城市，带给他们新的生活，在那里，有公园、喷泉和剧院，有摩肩接踵的人流，有数不清的幸福家庭，而我却留在这寂寞的山村。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山楂树》并低声哼唱起来。因为这首歌里所唱的“列车飞快地奔驰，列车里的灯火辉煌”和我眼前的景物是那样的相似，只是，我身处黄土高原，而《山楂树》所描绘渲染的是乌克兰原野上的黄昏。在那跳荡而柔美的旋律中，几分迷离几分浪漫让人沉醉，它本是女声唱的，却也正迎和了男人的愿望，所以，在知青中无论男女都唱这首歌。

有趣的是，中国歌曲反倒不多唱，因为那时广播里的中国歌曲多是铿锵有力的“革命战歌”，不怎么好听。好听一些的,如《长征组歌》、《毛主席来到军舰上》等组歌中的歌曲，早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都唱了数不清多少遍，唱够了。我们也唱中国歌，往往只是唱那些软绵绵的“黄歌”。有一首南洋味儿的中国歌曲在我们中很流行，不知道是什么歌名，歌里这样唱道：

在这里，我听到了大海的歌唱，

在这里，我闻到了稻谷的芳香，

我曾到过美丽的南洋，

结识了一位马来亚的姑娘……

南洋，椰岛，海浪，稻香，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所没有的，把一个美丽的姑娘置于这样的背景中，那会令年轻人产生怎样的幻想。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人在沙漠里才会去想象柑桔树。是的，现实中所缺少的，正是艺术创造自由驰骋的天地。歌曲，为生活于枯燥和贫困中的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安慰。胖胖的郭旋是我们中的“歌手”，她出身于音乐之家，下乡前又是北京红卫兵“抗大之路”宣传队的演员，性格外向，喜欢“炫耀”，谁说一声“唱支歌吧！郭旋”，她大多都会一展歌喉。

有几首很不好唱的歌，我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象歌剧《蝴蝶夫人》中那首《当晴朗的一天》，意大利的《负心人》。那时不象现在到处是磁带录音机，广播里也听不到这些“资产阶级”歌曲，这些歌的曲调中有不少“弯弯绕”，如果只看歌谱而不是跟着她学唱，大约是难以学出那原来的韵味的。这个郭旋，后来就是凭着一付好嗓子参军到了昆明部队的文工团，再往后，又成了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青春的激情已归平复，心灵与环境日趋和谐，我已很少再唱当年所唱的那些歌曲了，但无论如何，我不会将它们遗忘。它们不再仅仅是一段旋律、几句歌词，而是我的生命历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我们青春的欢乐和忧愁溶化在一起，成为我们青春的见证。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那些歌曲，曾伴着我们度过了贫穷而动荡的生活，它的旋律，每每使我想起那黄土覆盖的山丘，山脚下的白杨，还有那黄泥小屋，窑洞，炊烟，狗吠……我对它们有一种深厚悠长的爱，因为它们能唤起我对往日生活的回忆。每一次听到这些歌曲，我的心就无法平静，即便是严寒的冬夜，我也想推开紧闭的窗户，迎着外边吹进来的风，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使洋溢全身的激情散发出来。

***战争年代的故事***

劳动之余，老乡们有时会给我们讲述战争年代的事情。在抗日战争时期，山高谷深的中条山是八路军活动的天地，丘陵平原地带的史庄也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个据点。当时在这里活动、为村里老百姓所熟悉的人，有的在后来成为颇有名气的人物，如著名的外交官、在七十年代当过驻美大使的柴泽民，在我们村的老百姓说来，是化装活动、常常在各村卖煤油并在史庄住上几天的“煤油先生”。队里的某人一说起他，常会说：“那个‘煤油先生’在我家住过，叫柴泽民，听说现在在北京当了大官了。”

村里人还提到过唐天际，说他是八路军正规军的一个领导。

我知道唐天际，解放后授中将衔。当时，在这一带，敌我犬牙交错情形复杂，村里人说，有一次一个营长被认定为敌人打入内部的奸细，就在村外，部队列队开宣判大会，这个营长被五花大绑推到“刑场”。老年人回忆说，临刑前，这个营长提出“用子弹”的要求，但是，部队领导回答说：“不行，子弹很宝贵，要用来打日本人。”结果还是用大刀砍了他的脑袋。当这个营长被处死后不久，唐天际来了，他是来“纠正错误”的。可惜人头已经落地，他来晚了。

我们房东的哥哥叫张洪博，我们插队时他在四川西昌当军分区司令员，抗战时在夏县，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五支队的队长，差不多算个“营长”级。他的队伍有一个对头──八支队。这个八支队，原是共产党的武装，后叛变，成了土匪队伍，以后又投国民党，骚扰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夏县一带常常烧杀抢掠，五支队不得不多次和它作战，给它不小的打击。但是听村里人说，有一次一个叫“老朱”的人找到了五支队，他送给张洪博一些情报并自告奋勇地领路，把五支队带到了百里之外的邻县，岂料一到那里就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人们说：“那天下午，四面山头上都是敌人的军队，老朱当即就被枪毙了。”“五支队死了不少人，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趁天黑，警卫员才架着张洪博冲出了包围。”

村里人说，张洪博是念过中学，“他有文化，也会打仗，但是胆子小。”有人甚至说：“从那次被包围一仗后，他一打仗腿就哆嗦。”这话，不知是以农民的诙谐有意嘲弄已是军分区司令员的张洪博，还是他确实胆子比较小。不过我想，都是人，谁不怕死？经历过“死亡恐怖”威胁的人，其畏惧死亡的成分更大一些也是不足为怪的。当然，作为军人，“胆小”不算优点。

为五支队，日本人来扫荡过史庄。一提起日本人的到来，村里的人开口就说“那是×月初×”（请原谅，我没有记住）。的确，这是一个史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史庄一下子有许多老百姓死在了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人们说，那天夜里，游击队在史庄过夜，站岗的被摸了哨，敌人上来的时候措手不及，枪一响，情形极为混乱，一些人只能顺着村后的山沟跑，一些人被打死了，其中有不少村里的老百姓。人们提起这一天的死者，会一口气说出一串名字，“××他爹”，“××他娘”，“××”，“××”，“××”……

流传于老百姓口头的历史，全然不像某些书中的教条那般枯涩苍白，它原原本本，没有粉饰，是那样的鲜活和真实。村里人所讲述的往事，以一种独特的“历史切身感”震撼着我的心灵，向我展示了宏观历史的纤细末梢，照亮了历史学家通常所不屑关注的角落。从老百姓的“口碑历史”中，我学到了普通历史书籍中所没有的东西。

***农家乐农家苦***

乡间生活和城市不同，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大学，没有图书馆，没有研讨会，没有奢华糜贵的场面。但是，乡间自有乡间的文化氛围，农民自有农民的享受生活的方式、风格和情调。黄土高原到底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在史庄，扶犁持锄的老农不管识不识字，家里穷不穷，几乎个个都戴一幅“石头镜”，也就是水晶眼镜。戴上这眼镜，人似乎添些文气，如果他是面皮白晰，性格棉软，就更像是个“孔乙己”或教书先生。在一些院舍的门楼上，横刻着“耕读第”的砖圈门匾。工间休息，傍晚时分，冬闲的日子，人们喜欢凑到一起谈天说地。我们队有一个老农名叫凯轩，他永远戴着一幅“石头镜”，干活休息时最爱说说笑笑谈古论今。说他“老农”，只是我当时的感觉，现在想来他当时可能不过四十来岁，以现今的提干标准说，甚至还能算个“中青年”。凯轩早年去过太原，好像还去过天津等大城市，这些经历就成了他永远说不够吹不完的话题。他说起话来，兴致勃勃，唾星四溅，仿佛像个永不枯竭的泉眼，话语的水流一个劲地咕嘟咕嘟往外冒，人家都说他爱吹牛皮。其实他只是爱说，说，不过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确实是个好人，从不伤害别人，他的“吹牛”总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有时，他也饶有兴趣地向我们打听北京发生的国家大事。许多年后，我听说他死了，说是“得了爆病死的”。我不敢相信，像凯轩这样一个乐观开朗的人怎么会死去。

田间开玩笑的“骂架”，似乎是乡下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剂。

田间地头，不管是干着活，还是休息时，农民们常常以男女之事相互攻击。其内容多是“黄色”的，绘声绘色且粗野直露。那些赤裸裸的话语，将一切关于“性”的隐秘内容，活灵活现地摆到了大庭广众之下。依我看，在文化和教育不发达的农村，这种不雅的笑骂，也许是当时农村近乎唯一的“性教育”的途径和方式。

乡间远不是桃花源，劳动生活有欢乐也更多地充满了汗水和艰辛。记得麦收后的一段时间，我的活儿主要是在棉花地里喷洒农药，我和几个队里的男孩子、小姑娘一起打农药。每人背一个药桶，在地头灌满药、打足气后，就顺着棉田的垄边巡行边喷药。

在夏季的高温下，“１０５９”农药喷到棉田里蒸发很快，呛人的的气味四散开来，使人无处躲藏。一起打农药的小姑娘一脸稚气，尚未长成人，但是已饱尝了劳动的艰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姑娘勺药（是的，我记得她的名字就是这花的名字）在一次田间休息时的一句话，她半开玩笑地叹息说：“唉！死了多好呀！地下凉凉的，多舒服！”虽是玩笑，当时我也没有当一回事，可是，这句话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如今，当许多往事都遗忘了的时候，这句话就愈加鲜明地在记忆里凸现出来。要知道，说这话的勺药，还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呢。她太早地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与劳动的艰辛。

***关于史庄的文化断想***

刚刚到史庄的时候，我们听不懂山西话，但不久就能听懂了。当地人说话爱用迭音词，他们把车说成“车车”（山西话音读成“差差”），把馒头说成“馍馍”，等等。这样的迭音词，从妇女们嘴里说出来很好听。当地的土语里，有一些常用词十分文雅，比城里人说的词汇还“雅”，活像是文言文里的词汇，例如他们不说“祖宗”而说“先人”，不说“傻子”而说“痴熊”。这使我很惊讶。现在我想，这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这里确实是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语言的积淀证实了这一点，二是偏远山乡因为闭塞而造成语言发展的滞后，这样恰恰把古人的话语较多地保留了下来。也许，语言学家可以从中多少推测和解决些“古人如说话？”的问题。

晋南流行一种“眉户戏”，一当过旧历年，各村农民中的戏剧爱好者就自行组成了“剧组”，排练好了之后在自己村和临近村搞“巡回演出”。听起来，眉户戏的曲调，和陕西的秦腔有联系又不同。它的曲调不复杂，似乎总是婉转下行，那时演的也不

过是移植样板戏，农民演的当然也比较粗糙，但它和春节的鞭炮、家家的饺子、姑娘媳妇的新衣相映成趣，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化氛围，所以听起来让人觉得煞是好听。农民的文化创造性，正是在这自娱自乐中表现出来和发展起来。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进入了电视时代，城市里过春节过分地依赖看电视，不知史庄怎么样？

在此我想发些议论。我深知电视是一种强大的现代化的文化信息媒介，有它的诸多好处，但是，当威力强大的电视无所不在地覆盖一切，当十三亿人在春节时都眼巴巴地听几个歌手唱歌、几个名人大侃特侃的时候，民间的文化创造性会不会因电视的“大一统”作用而或多或少遭到扼杀？我担心电视在推动文化进步的同时又异化为一个文化的反动。但愿电视不要摧毁农民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不要以自己的表面繁荣反过来造成空前绝后的文化上的大一统。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好事，但如果文化上也给“统”了，恐怕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乡间“跳槽”***

插队两三年之后，我们的“队伍”已是七零八散了。在彻底的幻灭之后，每一个人都开始寻找着自己的出路，任何一个有关“招工”“招兵”的消息都牵动着我们敏感的神经。陆陆续续，有人转到了父母所在的干校，有人转回了老家，有人因为会打篮球或会唱歌而被部队“特招”走了。留在史庄的人越来越少，留下来的人也越来越心境黯然。任何一个可能改变命运的消息甚至蛛丝马迹都令我们十分关注和激动。

记得有一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去离史庄五里外的水头赶集。上了峨嵋岭的最高处，我不再蹬车，自行车开始顺坡自动地向下滑行，车速越来越快，风在耳边呼呼作响。突然，我瞥见左边山丘上站着两个人，从他们的服装、手势上，马上断定这是两个工程技术人员。我开始刹车，车速放慢了。我怀着平素少有的细心注视着这两个人。很快，我又发现，在山坡下面齐腰深的麦田里，还站着一群人，看来，这里面有工人，有技术人员，有实习的大学生。这群人在那里测量，绘图，比划着，争议着。我很自然地想到不久前听到的一个传说：在水头，将要建设一个玻璃厂。我下了车，把车放在道旁，自己沿着田间小径，朝着那群人走去。

走近那些测绘者，我问：“你们测量这块地方，是有什么用处吗？”测绘者淡淡地回答：“要盖工厂。”我仿佛抓住了一丝希望地追问：“什么工厂？”“玻璃厂。”传说被这些测量者的话确切地证实了。我走回自行车旁，重新骑上车，向着水头方向驰去。表面上依然平静的我此时心中已在想入非非，大作进工厂做工人的梦了。一个工厂的建设，从测量到施工再到投产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那块被测量过的土地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纹丝未动。等这工厂建成，要到什么时候？况且即便是建成了，又怎么见得一定是我们北京知青进去当工人呢？我不能坐等。

１９７１年的春夏之交，我去小时候生活过的郑州玩了几天，而就在这几天的一次偶然的相遇，竟改变了我的生活走向，将我从黄土高原带到了大别山下淮河之滨。

那天，在小时候的旧居门前，我巧遇当年的邻家小友珍珍、风仪。我得知，她们在皖、豫、鄂交界的固始县下乡，而且在河南各地，招工工作已经普遍开始进行了。我表示想转到她们那里，她们答应说问问领导。结果，当我回到夏县后仅二十多天，她们的信就来了，信上说，领导同意我转去。

几天之内，我就把一切事情办好：大队同意了我的调转；衣物书籍都装箱送到铁路上托运走了；我一一拜访了队里的老乡，向他们告别。

然而，一个“细节”疏忽了：我没有先征得县“知青办”的同意。当我最后到县里办手续的时候，“知青办”的干部严肃地说：“我们不同意你走。”

我大吃一惊，焦急地说：“我的行李已经托运到千里之外了。你让我怎么办？”他无奈，实际上也无所谓，就对我“放行”了。真是，一个因年轻莽撞而犯下的“先斩后奏”的错误，竟成全了我的计划和人生一次重要的转折。我的命运因一个小小的疏忽而决定了。试想，如果我规规矩矩地先办全部手续再去办行李托运，那么一个“不同意”就堵死了我的路，我就必须还在山西生活下去，那样，以后我会在哪一年工作？会上什么学校又会学什么专业？这一切都难以预想了。

这样，我从黄土高原来到了淮河之南。

***水乡春秋***

从夏县境内翻中条山，在平陆县茅津渡过黄河，又在三门峡上火车，到河南南部的信阳，再换汽车东去几百里，就到了河南东南端的固始县。这一路，景色由黄到绿，由浅到深，北方高原那雄浑、苍凉的土黄的色调渐渐消失，淮南水乡那份浓绿的富饶呈现在眼前。这里水网密布，池塘、稻田、竹林和路旁成群的鹅鸭，在大地上绘就了一幅“鱼米之乡”的图景。我来到了固始县郭陆滩公社的“八•一八农场”。所谓“农场”，并不是国家经营的那种农场，实际上它不过是郑州下乡知青的一个插队方式：一百多名知青盖起自己的住房，集中住在一起，由公社派几个干部和农民带着干农活。

我们的农场建在一个高地上，临公路不过数百米。两排知青自己亲手盖起来的房子很整齐，乍看起来像个学校宿舍。四周有几个水塘，越过南边的水田大约一里地，有一座草木森森的小山头。绕过这个小山头，是一个流水清清的河湾，河的两岸是一片密密的竹林。再向南望，可以望到几十里外大别山那青黛色的轮廓。

初到固始，我只看到了水乡的富饶。后来，我才认识了它的另一面。这里的劳动比黄土高原上更为辛苦，因为这里的气候更暖，土地被利用的日子更长，收了这一季马上要种下一季，终日泥里水里弯腰弓背，稻田里的活儿更耗人累人。这一带有不少中央机关的干校，一些干校的干部总说这里“很富”，因为这里的集市上大米和鸡鸭鱼肉应有尽有，不要粮票的大米只一角四分钱一斤，草鱼两毛多一斤，当年的布票将作废的年终时，一尺布票不到一毛钱。这样看，真是不愁吃不愁穿了。但我很快明白了，所谓“富”，这不过是带着工资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的感觉，这里的老百姓很苦，他们缺钱，十分缺钱，如果有机会，能得到一元是就设法挣到这一元，能得到一毛就争取拿到这一毛。你想，他们怎么舍得将一年仅有的一丈多布票卖掉去换那一元多钱呢？他们为什么不拿这布票扯布作身好衣服呢？全部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太缺钱了。

中国的地域太广大了，淮南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晋南的农民不尽相同。在转到河南插队之后，我对南北两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有了一个比较：晋南的农民，不舍得吃，菜蔬不多，常以辣椒、大葱、食醋等下饭，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肉，过春节时，全村杀上两头猪，一家割几斤，但他们穿得好，因为那里出棉花，自纺自染自织，虽是土布衣服，但绝无补丁，攒些钱，都用以盖房子了，黄土的特点是直立不倒，所以那里的房子都是宽敞高大；而淮南农民，衣破，房矮，但在吃上要远比山西农民强得多，家养的猪，杀后自留半扇，腊起来，三天两头吃一点肉，水塘里有鱼虾，菜地有充足的青菜，似乎，他们的财产大多进了肚子。我想，这和那里的气候也和淮河水年年泛滥有关，气候热，鸡鸭鱼虾、青菜粮食的生长都很快，供应较充足，而淮河之水的泛滥又是一个难以抵御的力量，大水一来，什么财产房屋都会荡然无存，所以，有钱吃进肚子里，水来时，拔腿就走，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不怕再失去什么。

在晋南的时候，我们平日吃面食，而在淮南则是吃米饭。农场里有食堂和炊事班，其他知青轮流着帮厨。二十岁上下的年龄，加上整日的劳动，饭量自然是很大的。下工后，开饭的哨声一响，我们就纷纷涌到厨房去打饭。米饭的作法与北方也不太相同，经常不是作成干饭，而是作成很稠的粥，而下饭的菜，最常吃的是“腊菜”，就是我们北方所说的腌雪里红。几乎每一个人的碗都很大，连饭带菜盛上满满一碗，而后端着饭碗在房舍的边上或站着或蹲着吃饭，或者干脆端回自己的宿舍去吃。菜里没有多少油水，但是我们吃得很多很香。

知青农场是年轻人的世界，尽管田里的活很累，但是晚饭以后大家常常走出房舍，三五个一群在外边散步、聊天、唱歌。离农场不远的公路旁，有一个茅草棚搭起的“饭店”，专卖卤好的“老鳖”。河南人所说的“老鳖”，即乌龟，在水产商店里也称之为甲鱼。这水乡的水塘里处处生长着乌龟，卤好作熟，不过三角或五角钱一个，和今天动辄一百多元一斤相比，那真是便宜的不得了。知青中有人爱吃它，散步经过这里，有时会有人钻进这草棚子里买一只吃。可我不吃，因为它的肉色奇怪，令我感到恶心，连一口都没有尝过，每当一同散步的人在此吃老鳖的时候，我就站在棚外耐心等待。现在和人说起那老鳖几毛钱一只却不吃时，总有人为我惋惜：“那可是大补啊！现在贵得不得了，可惜！可惜！”我在吃肉食上禁忌颇多，这里多蛇，曾有人捉住一条大蛇剥皮蒸熟，作成一道“美味”，我也是眼睁睁看着他人吃而不动一下筷子。

农村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看电影就成为一件大事了。有时公社所在地放电影，我们会跑上五里路去看电影。记得曾在公社看过朝鲜电影《南江村的妇女》，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这电影里的主题歌在我们农场风行一时。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好象也是在公社看的，那以后，歌曲《宁死不屈》又在我们中流行起来。至于《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这文革时的“老三战”，早期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１９１８》，更是看过多遍，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是在哪里看的，山西？还是河南？也许在山西看过，在河南也看过，反正没有别的电影可看，放一次，看一遍，百看不厌，结果我们中许多人都可以微妙微肖地模仿剧中人的动作，大段大段地背诵电影中的对话。

我到固始三个月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在正式传达文件之前，知青们首先是从来信中迅速地得知了这一消息。

我还记得，那天一个朋友把我叫到农场的草山旁，他注意地向四周看了又看，直到确认没有外人的时候，才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低声而严肃地说：“你看看这个。”我有些奇怪他的郑重，不解地看了他一眼，就打开了那封信。

信中的消息使我倒抽了一口气。我们平日里“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竟乘飞机跑了，并且死在了蒙古。这个令人感到震惊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威望仅次于毛主席的“副统帅”竟然要叛国投敌，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强大的冲击波，一个“还有什么敢于相信？”的问号固执地浮上心头，心中的神圣庙堂开始摇动，第一次出现了崩解的裂纹，虽然这裂纹是细小的，但后来的崩塌由此开始。我相信，这一次的心理冲击和震撼，使整整一代人都增强了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自觉。历史是最好的课堂，它以事实给人教训唤人觉醒，我以为，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潜流，从这个时期就初露端倪了。

***告别乡村***

就在１９７２年春天，招工工作在固始县开始了。第一批是“七冶”，这单位设在平顶山，全称大约叫什么第七冶金工程公司。过了两个月，又有了第二批招工──郑州果品公司。到夏天，第三批招工指标下来了，是郑州食品公司。“八•一八农场”的知青一批紧接着一批地进城了。每当送走一批人，留下来的人就感到心里空荡荡的，不知自己以后会被命运带到哪里。

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收。终于，我被郑州食品公司招收了。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将要结束了。在离开农村之际，每一个人既急切地希望进城工作，早早地开始新的生活，又对曾日思夜盼离开的农村以及这里的人们充满依依不舍之情。

１９７２年８月底，在进城的路上，郑州食品公司的大卡车载着我们在豫东平原上整整跑了两天。途中，我写下了一首诗《告别水乡》。这首诗记录了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在此，摘下自己的几句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

远去了，

竹林，河弯，和水塘，

远去了

白云，远山，和村庄，

远去了，

山岗上

遥遥招手的

熟悉的身影，

远去了，

给我留下

美妙记忆的

秀丽的水乡。

……

别了，

漂着浮萍的

清碧的

水塘，

别了，

长满马尾松的

翠绿的

山岗，

别了，

峻峭河岸上

摇曳在秋风里的

密密的竹林，

别了，

原野上，永远编织着

无尽故事的

茅草房。

(E-mail:wode122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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