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字 报
大字报不知是否为文革的发明，但肯定在文革发展到了极致。从城市到乡村、从大街到小巷，铺天盖地，势如潮涌。大字报虽然漫天都是，但真正敢于说真话、讲真理，勇于表达自己真情实感和独立见解的并不多。其中大多是空洞的口号、武断的结论和粗暴的语言。其文风影响深远，至今仍见其踪。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攻击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于6月1日向全国广播。
为进一步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指明运动的方向，毛泽东亲自出马，于1966年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运动波及到香港，总督府外贴满大字报。
“看大字报”也成为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红 卫 兵
“红卫兵”，意即毛主席的红色的卫兵。最早只是北京的一些中学生自发成立的一个群众组织，而且还是被视为非法的地下组织。但在毛泽东对其造反精神表示肯定和赞扬之后，红卫兵组织如烈火燎原一般迅速风靡全国，并几乎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让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卷入成人的政治生活，这一超越常规的作法注定不能长久并产生巨大的副作用。当红卫兵象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
“从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接受检阅者达上千万之多。红卫兵也由最初的非法地下组织转为公开，并迅速风靡全国。这是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时的壮观场面。
受到接见的红卫兵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在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年代，能与伟大领袖合影，是无上的光荣和值得铭记终生的事情。
毛泽东和林彪在检阅红卫兵时均佩戴了红卫兵袖标。这时的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紧随在毛泽东身侧，频繁出现在各种公众场合。
毛泽东被红卫兵亲切地称为“红司令”，而毛本人似乎也很欣赏这一“官职”。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带头批斗该校领导人。
号称“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目韩爱晶（右）向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汇报工作。
“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中的另一位风云人物——清华大学“井冈山战斗队”的头目蒯大富。
批 斗 会
批斗会这种形式自中共成立便伴随着大小运动而产生。不过论及会次之频繁、开展之普及、手段之野蛮、斗争之残酷，则是历次运动所不能比拟的。大到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会，小到车间、班组的现场会，各式各样的批斗会层出不穷；上至国家主席，小到一个平民百姓，都可以成为批斗会的对象。据知在当时部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最早在批斗会上被殴打致死的，是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而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批斗会，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批斗王光美大会。
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中首当其冲，这是“专门”为他召开的批斗大会。
黑龙江省委书记处的书记集体被批斗。
陶铸从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下子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当他还没有明白这倒底是怎么回事时，已经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运动的反复无常与变幻莫测，不知使多少人昨天还在天堂，而今天却已身处地狱了。
在山东曲阜孔庙内召开的“批林批孔现场会”。
上 山 下 乡
早在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就鼓励当时的知识青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但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开始以后。由于文革中的造反、夺权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初、高中毕业生面临无法安置的局面。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据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共有1600多万人，安置经费超过100亿元。上山下乡虽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但是给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整整荒废了一代人的青春。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文革开始后，由于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初、高中毕业生面临无法安置的局面。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
据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共有1600多万人，安置经费超过100亿元。虽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但是给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据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共有1600多万人，安置经费超过100亿元。虽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但是给国民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冰天雪地中建设自己的家园。虽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实际上是这一代人被强行剥夺了对教育、就业、居住乃至幸福生活的选择权。他们的青春，就这样被荒废在“战天斗地”之中了。
在当时的报刊中常可见到这样的热烈欢送场面。但实际的情形却远非如此。对此当时在知青中流传甚广的诗歌《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有着深切的描述。
个人崇拜
1965年，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认为这是当时需要。但是，当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以致于一代伟人变成了全国人民顶礼摩拜的神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无神论者又会作何感想呢？林语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说过：中国人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如果他亲历了三十多年后刮遍神州大地的宗教狂潮，还会有上面的结论吗？
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在当时应算是最普及的了。
全民大跳“忠字舞”。对于本不太擅长舞蹈（相对而言）的汉民族来说，如此这般地满街手舞足蹈，不知会不会对提高全民族的舞蹈素质和身体素质有所助益？
在那个年代，假如有谁敢对“太阳”——这一自然界的产物语出不敬的话，那他肯定离祸不远了。因为“毛主席象太阳”，而且不仅是中国的，还是“世界革命人民”的。
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毛选）几乎成为人手必备的书籍。论发行量之大，世界上大概只有《圣经》可与之媲美。
把毛泽东的讲话谱上曲，使之成为广为传唱的“语录歌”，这种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创举”在文革中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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